五十份《内参》在完成排版开印之后，其实就很简单了，看着一页一页的印纸印出来，纹路清晰，字迹工整，而工役则熟练的将它们分装成册，然后用米汁粘合再用丝线订好，再是打号，一份完整无缺的《内参》便完成了。
黄汝良自然是最先收到这份《内参》创刊号的，薄薄的三十来页，和一册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封面就很是让人惊艳，不仅仅是那设计的图案和当下时兴的各种书籍大不一样，翰林院的龙纹印记和几个大字，都让他这个执掌翰林院事的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很是得意。
当然更吸引人眼球的还是，那几句话，《内参》名字由来黄汝良自然是知晓的，但是多了“民生军情，尽藏于兹”几个字，让这份簿册似乎一下字显得丰满实在起来。
还要那“机密事宜，注意保存，不得外传”那几个字更是让这份东西一下子就显得神秘莫测起来，也勾起了大家的阅读。
虽然这几篇文章黄汝良早就看过几遍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重新细细的在翻阅了一边，对于许獬的文章自然不必说，他自己就帮助修改完善，但这名字却只能由许獬来担着。
宁夏军务他是不太感兴趣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给他的感觉冯紫英似乎特别看重这一篇文章，甚至自己亲自执笔，这也勾起了他的一些好奇心。
但他看完之后也是有些茫然不解，宁夏镇的情况真的糟糕若斯么？
那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干什么？都察院又在干什么？
宁夏镇如此，那三边四镇的甘肃镇、榆林镇和固原镇情况又如何，会不会也差不多？这份疑惑黄汝良估计会让所有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产生。
倒是方有度的那篇文章是最让黄汝良感兴趣，读起来也有滋有味的。
案例介绍言简意赅，但是十分清楚，重点笔墨却在论述产生这样一个牵连甚广长达数年，进而引起了朝廷震怒的案件却是如此简单，完全不像外人所想象的那般神秘复杂，甚至在黄汝良看来，一个稍稍有些刑部办案常识的官吏，甚至吏员都能查清楚。
科就这样一桩简单的案件，却因为受案一查的县令的缺乏经验加上仵作的粗心大意，府一级层面的缺乏调查，推官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南京刑部懒政惰政，按部就班的沿用原来的证据，这一一抽丝剥茧的分析出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所花的心思。
关键在于这篇文章涉及到的层面不仅仅是刑部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还涉及到了吏部选官授官和都察院对官员考察考核机制，作者在文章里很显然还是有所保留的，但仍然若隐若现的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担心，并给出了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和意见。
不过在最后那所谓的编者按中，语气却陡然变得犀利尖刻，接连质疑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为什么县令在中举后未进过任何历事尤其是刑律方面的事务就直接授官为县令了，而专门聘请了钱粮师爷，却未聘请刑名师爷也是一大问题。
在县令的辩驳中称自己无钱聘请两名师爷，自己的俸禄远远不够，甚至连钱粮师爷的薪俸都还是欠着，要等待从当年的赋税杂税中收取费用来填补，这个问题一样值得人深思。
黄汝良对这种放在最后的编者按特别感兴趣，之前他只看过文章，却不知道这背后还有不过百余字的编者按。
就像许獬那篇文章中的编者按一样，也是毫不客气直截了当的提出，朝廷海禁给沿海民众带来了巨大损失，导致了沿海缺田少地的百姓生计维艰，进而又触发了倭寇和走私的泛滥。
民心背向是倭寇猖獗而朝廷难禁的一大主因，那么朝廷要么就应当拿出必要的政策和制度给这些民众一个解释，要么就应当考虑这种制度的弊病与获益对比是否因为时代不同有所变化，进而进行改进。
这篇编者按，痛快淋漓，笔锋所指，远胜于寻常在朝堂上那等为了颜面情面的委婉含蓄之语，让黄汝良都为之胸中块垒为之一倾，舒爽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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