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并不是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突然就暴发户的，事实上，如果儒家本身没有两把刷子，就算是皇帝要提拔, 也提拔不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烂泥扶不上墙’。
事实上,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儒家就一直是显学，和道家、法家等一起都是诸子百家中的c位。如果天子非要从诸子百家中挑出一家来作为主流思想扶持, 选择儒家是一点儿都不奇怪的事情。
在汉初, 因为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又有强秦因严刑峻法引得百姓怨声载道的先例在，选择了黄老派作为主流。考虑到此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这也算是恰当, 这从之后国家渐渐从战乱中恢复，甚至有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就可以看出了。
但即使是这样, 儒家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实际上，朝廷中儒家子弟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存在感,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选择了曲线救国——朝中的官位被黄老学派把持, 具体的事情又有法家去做。
其实就算没有法家去做, 儒家本身也干不了这活儿，后来儒家当道，一样离不了法家。等到真的将法家一脚踹开了，那是因为儒皮法骨，儒家吸收了很多法家的东西这个时候的儒家也早就不能算正统的儒家了, 各种意义上都和当初孔老夫子的儒家是两回事了。
儒家这个时候表面上退让，韬光养晦，实际上却是去深耕思想界去了。平民路线这边，儒家是最热衷收学生的了。说起来也很好说，就说是继承了先师孔子‘有教无类’的教导就可以了。
而上层路线，则是积极影响上层，越上层越好！终极目标当然是皇帝、太子、太后这些人。如果影响不到这些人，退而求其次，还有各地的诸侯王，三公九卿，和天子往来密切的一些贵族
反正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这毕竟是封建时代，自下而上的事情不能说不可能发生，但总体而言还是自上而下比较靠谱。之前黄老学派的大兴，和原本历史上日后的儒家大兴，其实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影响。
看看经学博士儒家出了多少人就知道儒家在这件事上的努力了。
儒家其实并不完美，就算不以陈嫣这个现代人的角度，以当代人的角度来看，都可以找出不少毛病。但国家需要的也不见得是个完美的教化工具，事实上，儒家只要做的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好就行了。
而之前当道的黄老学派，不是说它不好，而是不那么合适，在积极进取时期，肯定是拼不过儒门的。
只不过，就算有肉眼可见的弱点，早先占据了优势的黄老学派还是可以再压儒门数年。
而到了如今儒家子弟苦苦等待的新时期总算要到了！到了刘彻这一代，其实黄老学派已经没什么优势了。之前黄老学派最大的靠山，窦太后不在了，这件事的打击可比表面上看起来大。
刘彻其实没有那么排斥黄老学派，不过他对黄老学派也没有自己祖父、祖母那样的偏爱，对于他来说，黄老之学和其他的学问没什么两样。用就用，不用就不用，并不是什么大事。
甚至，他还因为朝中一些守旧老臣是黄老学派，有些隐隐的排斥
虽然这个时候刘彻并没有打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儒家的兴盛已经是肉眼可见的了。如今朝堂上当道的少壮派，不是儒家就是法家，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表态了！
这时代啊，变了！
这个时候的儒门早就有了显学的气质这气质当然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内部斗争激烈，这也可以看作是显学该有的特点。毕竟，如果是个落魄小学派，内部都没什么资源，内斗起来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了。
这有点儿像是后世的冷圈，冷圈气氛好嘛！一旦冷圈大火，人一多，什么事情就来了，不少人就会在这个时候脱圈。
儒家各学派林立，有些学派之间没有太大冲突（他们主治的经书都可能不是同一部），但有些学派关系就相当紧张了当然这个时候事情还不怎么严重。毕竟这个时候儒家还没有成为老大呢，对外的矛盾压倒了内部矛盾。
然而，如果知道未来历史的就会知道，在日后很长很长的时间内，儒门内斗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大戏。直到后来，历朝历代都稀松平常的党争，其实也是这个时候买下的祸——虽说党同伐异这种事是自古有之的，并不能算在儒门内斗头上，但确实是从儒门内斗起，才把党争推向了后来的烈度，很多斗争方法也是那个时候摸索出来的。
现在，儒门内部各学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但竞争已经出现了。
吾丘寿王和褚大的老师董仲舒，他本人就属于公羊学派。说起来公羊学派还有一个和董仲舒同辈的大佬，胡毋生。非要说的话，胡毋生比董仲舒要正统，因为胡毋生是跟着嫡传一脉学习的虽然同样都是公羊学派弟子，但这差别就和入室弟子与记名弟子的差别一样。
公羊学派的由来是对《春秋》的解释，《春秋》被儒家奉为自家的经典之一（其实还有一些先代经典被许多不同的诸子百家当成了自家经典，比如说《易经》什么的，不只是儒家一家定做经典。只不过后来儒家大兴，打压的其他家根本抬不起头来，这才显得这成了儒家专属的经典）。
《春秋》既然是儒家经典之一，自然少不了古往今来的名家做注。所谓做注，其实就是阐释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对经典进行解读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夹带私货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老老实实做注的，实际上如果是老老实实做注，一个学派很快就会没落下去。
大家会去解读经典，使之能往当今的情况上套，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些完成了逻辑自洽，这就算是成功。而有些没有，经不起推敲，最终也就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对《春秋》做注的有很多，所谓公羊学派最早就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对《春秋》的一种解读。一开始只是口头流传，因为他的解读很有道理，能说服人，不少人都来学这套解释，形成了最早的公羊学派。
这个时候公羊春秋已经有了些名气，但真正的公羊学派人却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精英教学，即使是儒家这种有‘有教无类’传统的诸子百家，在收学生的问题上也比较严肃。
另外，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传播太不容易了，传播出去又要真的吸引人来，这更不容易。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公羊学派一直人丁单薄。
而公羊学派的潜力是什么时候迎来总爆发的？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胡毋生！正是他和公羊寿一起整理了原本口头流传的《公羊春秋》，记录在竹简布帛上！
这有两个好处，其一，经过整理的《公羊春秋》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原本一些有问题的部分都得到了解决。其二，这为之后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口头传授，就算是记忆力再好，只要不是裴英那样的超忆症患者，都容易产生遗漏、错误之类的问题。而且，能够记下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又有几个呢？如果连大部分都记不下来，将来再传学生，这个问题只会愈发棘手！
或许用不了几代，《公羊春秋》就会在流传中只剩下一鳞半爪，说是公羊学派，实际上早就名存实亡了！
而一旦形成了文字记录，这就等于是有了一个规范，一个正统。将来大家可以传抄，流传过程中有了什么错误，也可以通过这个正统纠正过来。
通过传抄形成文本的《公羊春秋》，再加上公羊学派运气好，内部出现了几个出色人物这才有了如今公羊学派的大好局面！
董仲舒自己是亲眼看着公羊学派这一路走来的，焉能不知道方便传播对于一个学术思想、一个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当他决定远离官场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著书，正是因为他清楚，这种形成文本、可以被传播的特性有多么重要！
而现在出现的白纸，分明是学问传播的一次大变革！竹简和白纸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在竹简为书写材料时，形成规定文本只是起一个规范作用，方便了传授和学习。而白纸，轻轻巧巧的一叠就足够将整部《公羊春秋》抄下了，利用白纸，任何一种形成文本的学问都可以做到快速开花！
这个时候的士子进入诸子百家任何一家，说困难也困难，说容易也是真的容易。困难是拜师难，做学问难，人前真的敢于自报家门，并且觉得自己撑得起学派的荣誉的人很少。容易则是在于，其实根本不用拜师，回头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学了小半部《诗经》就敢说自己是儒门子弟了。
而《诗经》也和《春秋》一样，不同的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后世很清楚的毛诗、韩诗、齐诗、鲁诗四大学派，这个时候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学了小半部诗经的家伙，再了解一点儿四大学派任一一家的一点儿皮毛，也能混个毛诗门下或者鲁诗门下之类。
随便么就是这么随便。
当事人若是没有出头成为大人物，谁会去追究这么点儿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小事？而如果当事人成为了大人物，这些学派恐怕巴不得认下这个孝子贤孙呢！大家对于这种事一向是很有默契的！
所以，一旦有了某个注释版本的大规模流传，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某个学派就能够迅速收获大量弟子。是的，这样的弟子并不规范，质量更是很难说，但一旦数量达到一个程度，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