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恩和唐敏的母亲谈了很久，而唐敏的母亲最在意的问题只有一个——做基因究竟要从什么地方取样。
“孩子头上已经有两道大疤了。”提到这个，唐敏的母亲就情绪有些激动。脑活检对人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活检过程中的巨大风险不可控性让每一次活检都成了一次豪赌。唐敏的父母几乎是在用孩子仅存的记忆、活动能力和其他宝贵的能力作为赌注，来赌一个明确诊断。“她上一次做活检之后，右脚就动的不太灵活……”
“取样的话，抽血应该就可以了。而且量不用太多，大概五毫升左右。”孙立恩对基因测序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虽然还很肤浅，但是用来给唐敏的母亲解答问题还是够用的。“不过，取样不一定就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我得跟您说清楚。”
给一个绝望的母亲以虚假的、很快就会被戳穿的安慰，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同时作为医生，这也是一种非常不明智且不专业的行为。虽然可能会很残酷，但提前明确告知风险和不可控因素，也能让家属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基因检测，一方面受限于基因检测手段尚不完善，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结果。如果查到了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我们可能需要再取一次样本进行二次比对。”孙立恩解释道，“另一方面，如果基因检测没有查出问题……那我们可能就得继续观察唐敏接下来的症状变化。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您有多大的把握能……能搞明白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唐敏的母亲反问道，“我们已经去过很多医院了，那里的专家学者一开始都信心满满，但是后面却都说没有办法……”
“说白了，诊断是一个重复试错的过程。”孙立恩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纸巾，递给了面前正在默默流泪的唐敏妈妈，“虽然听上去很残忍……但这是事实。我们目前正在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方面就是遗传病——您弟弟曾经突发过的视力下降是一条线索。另一个方面则是肿瘤，我们也已经请了美国的专家对病例进行研究和梳理，估计很快也能得到一个初步的意见。但如果问我的把握……”孙立恩顿了顿，然后摇头道，“”
孙立恩也说不上来究竟哪一种情况更加残忍——一个七岁就得了脑瘤的小姑娘，还是一个七岁才被确诊患有遗传病的小女孩。但怨天尤人或者自怜自艾都不是什么建设性的态度。医生的主要工作还是发现问题并且改善或者干脆解决问题。
“那就……拜托你们了。”长久的沉默后，唐敏的母亲朝着孙立恩鞠了一躬。“我们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无论如何，第四中心医院都会是我们最后就诊的医院。”她抬起头来，对着孙立恩道，“您是孩子最后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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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恩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六点。胡佳刚刚发来微信询问孙立恩今天几点能够下班，而孙立恩只能笼统的描述了一下自己手头有一个非常麻烦的病人，而自己还在等徐有容和瑞秋关于肿瘤方面的诊断意见。